有人回答王先生不应当支付5元，因为如果都这样，社会就乱套了，因此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王先生不应支付5元。

代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者，就在于其按照公意行事。另一方面又要为解决公意和众意的关系寻求一条恰当的出路，以免使公意在经验世界完全没有着落。

竞争代表看似否认这种公意的存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详细可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尤其是第三、四两章。这一切的关键点在于人民的两种身份(主权者和臣民)以及两种意志(公意和众意)之间能够形成某种沟通。[50]对施米特思想的此种自由主义解读，参见Ernst-Wolfgang B?ckenf?rde,见前注[14]，页345-349。由于君主蒙上帝的恩赐，具有发现和感知上帝意志的特权。

这样的行为如果仍要求臣民服从的话，君主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而是暴君。当和英美世界围绕代表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时，会发现两个传统对于代表问题的核心关注并不一样。它假定现实政治背后仍有一套更高的本体秩序。

从形式代表的机制来看，至少可以分出以下两种选定代表的方式： 第一，程序性选定机制。[26]Giuseppe Duso, Der Begriff der Repr?sentation bei Hegel und das moderne Problem der politischen Einheit,1990，S.11. [27]关于立宪君主制的进一步类型划分，参见Georg Jellinek,见前注[18]，S.705ff。[41]康德，见前注[36]，页198。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

另一方面，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中国宪法又包含对此多元利益诉求进行回应的因素。从现实层面来看，代表者的意志就是主权者的意志，代表者与主权者同一。

[36] 其次，康德赞同卢梭的公意理论，认为公意应该成为代表者行动的内在指南。另一种是把公意理解为有待建构。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主张可归入这种代表类型。霍布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并非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而是针锋相对地从人天生是自然动物出发，导出政治体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必须建构而成的结论。

作为被建构的统一体，只有通过代表才能获得存在形式。就此而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它对于政治统一体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因此，两种代表模式都从绝对正确的公意这一共同的前提预设出发，只是基于不同的认知立场，最终表现出判然有别的行为态度。  三、结论 从原则层面来讲，代表理论要求思考政治秩序时至少要关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混合体制中，谁是代表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立宪君主制所仰赖的最终原则，以及君主因素和共和因素的力量对比。然而，在当今世界通行的民主模式中，代议制民主却是主流。

在这种模式下，代表者代表地位的取得，是通过某些历史事件奠定的。这种机制就是言论自由。

在理论上理清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宪法代表结构的关键。不过，康德理解的公意并不是一项事实，[37]而是纯理性的一项纯观念。这种论证割断了与上帝代表的超越权威之间的关联，而是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出发，建构出政治统一体。商谈代表同样假定公意是有待建构的，但是，并未把建构公意的事业完全交给竞争机制，而是要诉诸商谈。相反，根据商谈理论，应该为人们创设一种理想的商谈情境，其中，不同的意见可以真诚和彻底地相互交流。[28]例如，作为典型的立宪君主制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序言的表述是：我们威廉一族，蒙上帝垂恩，在帝国参议会和帝国议会协同之下，发布……宪法。

这个思想成为所有现代政治代表理论的原点。被代表者从一个超越的权威转变为一个内在的权威。

……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它能保证我们正在寻求的矫正工作。当在公意的层面上理解人民时，代表者代表人民就意味着，代表者要确保公意能够在现实中落实。

从理念上说，议员是人民的代表，而在现实操作中，议员始终是由特定选区内的一部分选民选出的。然后，他需要再从自然人这个原点构建出政治统一体。

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8]参见 Geor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 1922，S.669. [19]同上注，S.670。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将从系统的角度，揭示民主共和制语境下解决代表问题的各种方案，并努力把这些方案整合进一个体系结构当中。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代表者地位的确立，被认为是人民意愿的反映。

[47] 第二，历史选定机制。如上文所述，卢梭明确反对公意可以被代表。

本文除导论和结论之外，主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仍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公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主张可归入这种类型。

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在公意和代表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分离，不至于使二者完全同一。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学思维的类比。

这些不同的说法就变成命令——服从关系的不同类型。[50]对施米特思想的此种自由主义解读，参见Ernst-Wolfgang B?ckenf?rde,见前注[14]，页345-349。因此，在霍布斯那里，代表者与主权者必然同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再能够识别和界定自我，那么，政治统一体实际就已经消融在国际秩序当中。

他分三个步骤完成这项工作。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在绝对君主制中，虽然不使用公意概念，而使用上帝意志，但是，上帝意志同样是指某种已经存在的绝对正确的东西。

[2]第三，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又要为解决公意和众意的关系寻求一条恰当的出路，以免使公意在经验世界完全没有着落。